《坠落的审判》导演专访，人们总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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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庭

斩获金棕榈奖、凯撒电影奖，又在今年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《坠落的审判》，目前在国内公映中。导演茹斯汀·特里耶在3月24日参与的那场北京大学首映礼，又被网友视为与电影形成互文的另一场“审判”，也在电影之外，引发了大量关于女性处境的外延讨论。

回到电影本身，《坠落的审判》聚焦于一场坠亡案件，探讨了女性的社会处境、亲密关系、语言隔阂乃至生活真相等话题。我们也就这些话题，与特里耶聊了聊。

访谈间隙，茹斯汀·特里耶偶尔会抓住机会，躲到后面吃三明治。谈到影片的放映活动时，特里耶想到了中国观众与女主角桑德拉的镜像关系——她们都需要身临其境，经历其他文化的环境与故事。

当然，跨越语言隔阂的过程，有时是有趣的，有时是残酷的，后者正是《坠落的审判》想要探讨的重要主题。来自德国的女主角桑德拉，在丈夫的家乡法国生活。她面对着复杂的异国环境、多语言的交流与冲突，还有转译过程中意义的增减。当她身陷亲密关系的窘境时，不熟练的英语塑造了交流的障碍；当她接受审判者的质询时，异乡的法语又构成了一种语言上的暴力。

桑德拉的困惑，在翻来覆去的转译中，化作影片里那些短暂而尴尬的场合。我们看到她摸索发音时抽搐的肌肉，听见她切换语言时艰难的重复。语言的窘境在《坠落的审判》里体现为一系列视觉与听觉的元素，对导演特里耶来说，两者的结合正是电影艺术的核心之一。

特里耶说，自己在片场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况，选择最适合的风格策略。1968年的《勾魂手》（The Boston Strangler）给了她许多灵感，让她学会在运动与静止的风格间切换。她还喜欢在创造亲密的场景时，使用较远的景别，达成有趣的冲突效果，譬如桑德拉与律师樊尚初见时的拥抱。

但她不会给任何技巧设下确定的规则，在特里耶看来，她的电影语言基本源于女性的直觉，很难被理论化。她和桑德拉一样，想方设法地要跨越隔阂，翻译那些最隐秘、最微妙的东西。

女性主义学者露易丝·冯·弗洛图（Luise von Flotow）曾论述了译者和女性的相似处境：她们共享着相似的痛苦，譬如那些对译者的从属感、忠诚度的要求，同样压迫着女性。法国作家玛格丽特·杜拉斯（Marguerite Duras）则认为：她们也共享着相似的力量，杜拉斯如此描述：“当女人写作时，她们会翻译黑暗……而男人从不翻译。”

这两种观点均在《坠落的审判》中有所体现。在特里耶看来，男性常常要求女性去学习他们的思想，服从他们的规则。因此她没有像许多其他电影一样，转译男性的语言，而是使用“女性的语言”翻译黑暗。那是两性关系、法律制度、社会风尚、甚至人性与存在的黑暗。

影片中，语言的错位非常直观，但它也具有象征意义：桑德拉无法完全听懂丈夫、法官、检查官等人的语言，因此显得万分疲惫。但她听懂了话语之下关于结构、压迫和歧视的一系列潜台词，于是依然反复展现出发声的渴望，还有试图沟通的力量。

NOWNESS：影片引进前的民间译名是《坠楼死亡的剖析》，引进后的官方译名是《坠落的审判》，两个片名似乎有不同的侧重点，您可以谈谈自己对片名的理解，以及对两种中文翻译的看法吗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“坠楼死亡的剖析”强调了坠楼死因，“坠落的审判”则是想要强调审判，后者有一定的双关性，不仅涉及女主角是否犯罪的审判，也涉及她在生活中受到的审判。

很难评价两种中文翻译孰优孰劣，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译者的看法，也都对原本的片名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，前者更强调坠楼和死亡，后者更强调情节内容里的审判。相对来说，法语原名“坠落的剖析”（Anatomie d’une chute）比较宽泛，包含了更多的可能性。“坠落”（chute）一词在法语里至少就有三重含义，一是死者的坠楼，二是夫妇间家庭关系的分崩离析，三是男性统治权的坍塌。“剖析”（anatomie）也有分析案情、分析女主角的心灵、分析家庭结构与性别关系等不同维度的含义。

在我看来，中文译名提供了两种更深入的观点，法语原名则相对暧昧、多义一些。

NOWNESS：从翻译问题引申来看，影片中的语言环境也很复杂，台词相当密集。大多数中国观众其实都是盯着字幕来观赏作品，您怎么看待这种观影方式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中国观众在观看这部包含法语与英语的电影时，确实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，适应不同的语言环境。这是世界电影传播过程中普遍的问题，但有趣的是，不同文化造成的隔阂恰恰是《坠落的审判》的主题之一。

我们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，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？这也是电影想要提出的问题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中国观众和女主角桑德拉其实非常相似。在许多场合，我们不理解的语言，就相当于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暴力。

所以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电影和字幕的关系，因为在电影中，最重要的是声音与画面的结合，但在观看外语电影时，我们的听觉和听觉都会受到影响，因为要频繁地阅读字幕。

NOWNESS：您可以更深入地谈谈影片中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吗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在《坠落的审判》中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元素。我们可以在电影里听到好几种语言，包括英语、法语等等。桑德拉是德国人，她丈夫是法国人，但他们在交流的时候，会使用中立的、非母语的英语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其实也体现了这对夫妻的交流困境，他们都无法使用自己最亲近的语言。

我之前也提到，中国观众与桑德拉其实构成了镜像的关系，我想展开探讨一下这个问题，因为虽然是同一部电影，但它在英语国家的放映，和在中国的放映给我的感受非常不同。桑德拉在亲密关系中要使用不熟练的语言，而且在官方的审判中，也不断地接受着法语的轰炸，审判者的语速都非常快，而且很有侵略性。

中国观众的观影感受可能也有些类似，在一系列密集的外语台词间，大家会不时觉得困惑、喘不过气。这一点上，也许中国观众比英语国家的观众更能和桑德拉感同身受。当然，虽然很多观众可能不懂法语与英语，但字幕依旧能发挥一定的作用。此外，那些意义相近的重复台词，也会传达相似的情绪。在画面、节奏与译者的帮助下，中国观众还是能以独特的方式来理解这部电影。

NOWNESS：影片中的桑德拉确实要不断面对语言的窘境，有趣的是，女主角除了作者身份外，也兼职翻译工作。有女性主义者指出女性和译者体验着相似的困境，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两者的处境确实有共通之处，我想起之前梅丽尔·斯特里普曾经说过，在许多会议上，人们总是让女性来讲述男性的语言，却不会让男性讲述女性的语言。在我看来，在男女交流的过程中，女性为了达成相互的理解，常常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，牺牲更多的精力，做出更多的让步与妥协。

相较之下，男性却会觉得自己的言论是社会的准则，企图得到女性的迎合。这种跨越性别交流的努力，就像译者为了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一样，常常会被忽略。当然，如今的时代已经与五十年前不一样了，我其实在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，大家的思想与行动都在发生变化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男女平等的整体趋势还是进步的，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隔阂也在越来越少。

NOWNESS：您本身也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创作者，近几年您的创作思路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近几年，相较于剧本的内容，我会更看重电影的拍摄过程。拍什么当然也很重要，不过我现在更强调怎么拍。在当下的电影产业里，各种虚构电影和电视剧集非常丰富，但其实故事都大同小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同创作者的区别，恰恰在于讲故事的方式。

以《坠落的审判》为例，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就很喜欢这个剧本，但我觉得如果交给其他的导演，很容易会拍出那种照本宣科、毫无新意的电影。这部作品之所以独特，是因为我会有意在片场制造一些小小的事故，就是那种随机发生、意料之外的事件。

我让专业的演员和非专业的演员合作，我还增加了小孩与狗的视角。无论是狗、小孩还是未受训练的演员，其实都是影片中不可控的因素。他们的反应相对来说比较真实，也不会总是按照专业创作者的逻辑行事。这样就能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，创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如果纯粹按照剧本来拍，最后呈现的影像可能会非常僵硬。我希望创作一部灵动的作品，而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电影。

NOWNESS：您提到怎么拍更重要，这部影片的法庭戏也拍得较为特别，您可以谈谈调度的思路吗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影片中的法庭戏其实非常难拍。因为情节要求，人物都不能进行幅度太大的移动，但我还是要统摄全局，记录下不同人物的反应，而且还要拍得足够有趣，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我记得在许多往常的法庭戏中，都会看到那种宗教式的、从天而降的视角，这种拍法塑造了人们看待法庭的传统观点。

我在看这些经典的法庭戏时，总会觉得它们的凝滞感太强。我希望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场景中，呈现一系列的运动。所以我不断呈现不同视点的空间，在不同人的视角之间切换。这种拍法可以创造出运动的节奏和争论的氛围，而且还有一种象征意味：其实法庭上每个人所说的都是一面之词。

NOWNESS：在影片中桑德拉与丈夫塞缪尔争吵的那场戏中，情绪状态非常复杂。可以说说您对那场戏的看法吗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在我看来，它首先是非常残忍的一场戏。桑德拉显然很残忍，她在这次争吵中说了很多真话，在亲密关系中，这些话是非常伤人的。她的丈夫塞缪尔也很残忍，因为他居然在桑德拉不知情的状况下录音。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，两人之间还是有一点感情的，虽然存在刚才提到的语言问题，虽然他们对彼此是这么残酷，但依旧还是有爱存在。没有爱的话，他们根本不会说话了。

NOWNESS：您在中国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，包括校园交流、与女性影人的网络直播交流，当然还有媒体访谈。您可以谈谈自己的体验吗？

茹斯汀·特里耶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中国的观众真的非常热衷于探讨性别，包括男性与女性的位置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当然还有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。我之前参与过世界各地的放映，去过美国、加拿大等不同的国家，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，中国观众会比其他地区的观众更关注性别问题。

举例来说，中国的观众在分析《坠落的审判》时，会探讨夫妻中女性的职责问题，会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，会用各种女性的视角解读其中的情节。这种热潮在别的国家其实比较罕见。我觉得非常震惊，也很受触动。我第一次感觉到这部作品真的发挥了切实的意义，真的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。

我刚到北京的那天，参与的第一个活动是学院环境的交流，一开始就非常有趣。当时两位老师进行了一些争论，他们抛出观点后，现场的学生就会鼓掌或是起哄。虽然场面一度很混乱，但给我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第二天，我参与了与女性影人的直播交流，因为大家都是女性创作者，所以就能更聚焦地探讨女性视角的问题。接下来就是媒体的访谈，这种形式相对来说更全面一些，可以更细致地交流电影中的各种细节。总之，这些不同形态的交流都很独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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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_陈思航     编辑_dmc/郭亨宇     排版_胖狗